广君的篆刻，具有洗心、洗眼的功能，他篆刻的美，犹如甘霖，能给久旱的审美心田以畅美的滋润，看到他刻的“王澄私印”、“山阳顾工”、“杨龙江”等印，心胸会一下子豁然开朗，眼睛也会陡然明亮。

　　广君是位出色的画家，擅书法，同时他还是一位写文章的好手。看他篆刻，我们能感到他走刀的咔嚓咔嚓声，似乎能想象得出他篆刻时的石花飞溅，能把篆刻刻得如此酣畅自由，实在是难能可贵。

　　从广君的篆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传统的有机继承，他上继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等人的浙派风范，故能以运刀苍茫、浑厚、豪迈、爽利、自如而形成他所有的审美效果。此外，他的篆刻，还极为讲究形式的意味及精神意旨。一言蔽之，他的篆刻是重视章法、结体和刀法生命意味的前提下追求视觉美感表达的产物，能予欣赏者以心目一新的、强烈的审美愉悦;显然，这是他宗法传统的篆刻中又吸收了当代流行书风的精神营养之后而有创造性地形成的一种特殊而崭新的审美显现。

　　广君生于黄河流域，长于黄河岸边，中原文化的熏陶，使他的艺术风格的基本格调自然而然地显现出犷朴、豪爽的中原印风意味，但广君的精明在于，在中原印风中的犷朴豪爽中，又别具慧心，易辙浙派，吸收了浙派的主要形式美感和其精神内涵，故他治印时运刀的抒情性就显示出区别于他人的个人特色，极为鲜明地显现出豪犷中内隐有婀娜的韵味与倜傥飞扬的情趣，从而使得他的印于清雄朴茂中，见出清刚壮阔意味，且时见天趣。广君治印，运刀刚中有柔，具有力度感、运动感，常机敏地内蕴草篆笔意，如“孙弘敏”一印，章法排布精工有韵，印文线条粗细变化自然适目，其运刀锋利劲挺，故视觉效果有清雄朴厚而灵动敏捷之意，其印“孙”字占半，“弘”与“敏”相应缩小并适当以草篆法为之，故形成了左右两部分之间的“君臣”构成，避免了平匀呆板的疵病，加上此印印边借字划加以变化而省略之，故更加加深了印面“方寸之间天地宽”的美感，看到这方印，似乎使我们能感觉到有“高山流水”之态，有“运泉松瀑”之意象，这就增添了这方印的趣味与艺术价值。

　　事物的高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可以把广君的篆刻与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篆刻放在一起，来看看他的篆刻水平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说，如果把广君的篆刻与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篆刻放在一起，我们立即就会感到，广君的篆刻在风格取向上与吴昌硕不一样、与齐白石的篆刻在风格取向上也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他的篆刻，却蹊跷地与吴昌硕、齐白石的篆刻具有“家族相似性”，而正是这种“不一样”的“家族相似性”，标示出广君的篆刻，已经具有了对中国篆刻的文化基因的完型继承与立足了高文化标准的创新。

　　篆刻是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宋代沈作吉《论书》中说：“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此语中的“合作”，指的就是这种“不一样”的“家族相似性”。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载王献之与简文帝书云“下官此书甚合作，聊愿存之。”这句话中，献之对自己的书法比较满意，因而说他的作品甚“合作”。可见，追求个性发展虽然是书法家创造艺术作品的生命之本，但这“个性发展”与艺术的“家族相似性”是绝对不会相违背的。以上两个事例虽言的是书法，但书法与篆刻在精神内理上是通融无二的。在如上意义上，可以使我们不妨把他看作有希望在篆刻史上留痕的硬朗人物。

　　历代的篆刻家都喜欢仿汉印，而当代印坛中无论是中原印风抑或浙派印风，也都与汉印有密切的血脉关联，这或许是为了在温故知新中使篆刻具有“家族相似性”吧!赏析研究这种具有民族文化的基因属性的“家族相似性”，是一件欣慰的快事，在广君的“运刀苍茫、浑厚、豪迈、爽利、自如”的印风中，我们能充分得到这种欣慰与快意。

　　2004年于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