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金农《研铭册》及其他

　　金农，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3月27日）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扬州。字寿门，号冬心，又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司农、金吉金、西耶居士、苏伐罗吉苏伐罗、心出家庵粥饭僧、如来最小弟、百二砚田富翁、龙梭仙客、寿道士、老金、二十六郎、老丁、朱阳馆主、荆蛮民、莲身居士、枯梅庵主等。金农的别号很多，别号多是很有才气的人所干的事，而又能使别人从别号上诗文书画作品上使自己的气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有各自不同的取舍变化，看出其一脉相承的气格，有承续性。

　　扬州八家的艺事已被人们所熟知，有关文章已经写滥了，尤其是金农，后代文人对他的追忆和歌颂不复多言。他的绘画不是法度严谨功力非凡的那种。但是，他的书法取自汉魏并成为其风格之典型征。然而他的身世、学问未得“恢弘”二字，是位才情卓然的落寞文人，综观金农的书画作品，气象不大。

　　金农本来不打算以书画为业，而是希望在仕途上有番作为。但乾隆元年（1736）想通过博学鸿词科晋升仕途的努力失败后，才不得已到扬州以鬻书画为生。一方面，他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试图跻身于上层的权利社会而最终郁郁不得志。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最终外化成其孤峭狂怪的行为和艺术的风格。

　　金农的老师是何焯。何焯书宗二王，推崇颜真卿，尝跋《旧本颜鲁公多宝塔》言：“鲁公用笔，最与晋近，结字别耳。此碑能专精学之，得其神，便足为二王继。”何焯跋《崔敬邕墓志铭》“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唐人终莫能及，未可概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所拘。欧、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绳尺，而古韵微矣。宋人欲矫之，然师承皆不越唐代。恣肆自便，亦岂复能近古乎。”由此可知，何焯的书法审美取向，故金农学书法必从师说。他的好友厉樊榭在诗中曾提到过金农早年书学颜真卿的情况。康熙五十四年（1716）厉樊榭所作《江上访金寿门出观颜鲁公麻姑仙坛记、米海岳颜鲁公祠堂碑搨本》一诗中写道：“论书近捃拾，勿事徵倒薤。”其《上党张水部出观范宽画独山草堂图》诗：“宋楮坚光未摩坏，款字低行类垂薤。”这种垂薤像韭菜叶倒过来一样，这种写法是金农很热爱的，贯之于他的书法所有书体之中。他的一幅画像中脑袋上也有一只小辫子，类垂薤。这种小尾巴使人看到他的作品时就知道是金农的，也是他的最显著的风格特征。他的隶书学《西岳华山庙碑》，清朱彝尊云：“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其实前贤评品，也倍极自家偏好。对于自己所欣赏的，想前贤品艺动辄某某第一，很是有意思。倘属偶一误导，也是情理之中吧！其实，汉碑刻石中富新理异态者，是不胜枚举的。兼具朱氏所谓三种风貌者，可谓碑碑皆然，因为无论何碑，都首先要肯有立得住的平整框架，在此框架中再作局部置换，求得变化并与其原有形式、意趣，兼容同存不可或离的，求得新的效果。“华山碑”固然有字势变化，表现手法多样的一面，然若较之《礼器碑》、《安阳残石》以及《曹全碑》、《尹宙牌》、《孔宙牌》等等，还是有许多可推敲之处的。例如《华山碑》在撇笔的处理上流于滞，捺笔收笔时，用意剽削，使字态失去古茂的情致，而流于纤巧，很使人对其产生一些华而不实的感触。

　　金农在学华山庙的同时，对郑谷口隶书的学习也没有放松过，他将今人与汉碑字法、写法相融合，写出了自己意味的隶书。尤其是他每每在隶书创作中，将一些字留下小的尾巴，很有特色。是谓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表现，后之学者应慎重取法。

　　他行书大抵的规模是以颜真卿的笔法写《崔敬邕墓志铭》，不是日常概念中的行书样子，有不衫不履的仪态。《研铭册》是金农中年的行书作品，作于雍正八年庚戌，时年44岁，较之《冬心先生集》中附录的《冬心斋研铭》还要早三年，“漆书”的强烈风格还没有形成（“漆书”风格的形成是其50岁后的事情）。《研铭册》不是一种所谓“隶书的行化”，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与其其他行书有所区别的一册，它没有以往行书那种跳荡的笔致，也没有方严硬朗的习气，它是用笔较为柔美圆润的一种。

　　金农作《研铭册》时，我以为他是很认真的，是以写楷书的态度在写研铭，从他这本册子可以看出他在锤炼字法，尤其是捺笔，隶书的用意很强，比较拙，点划之间充分体现着隶书的笔致。应当是他行书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是不成熟的。不似后人评价的很精彩的作品，准确地说，它是一件行近于楷的作品，但是它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以此为标志，金农以后的行书更加自信和鲜活起来了。

　　金农生活的时代还没有明确地提出“碑学”之说。但受其老师何焯和朋友丁敬的影响，金农对金石碑版的收藏和鉴赏一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把金石碑版的这种意趣贯穿在书法创作中，从而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帖学”的审美风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把金农誉为“碑学”运动的先驱也并不为过。

　　作为一介布衣文人，他的性格、气质、兴趣、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不相融洽的。他是一个落寞文人，其作品中无论是巨幛，还是小品都充盈着自我适意的情调，以文人的欣其所遇的感触所生发的。

　　读书大多都欲为官，尤其是古人，没有说读书根本就是自我修炼的需要，而无当官的欲望。金农早年可能是耽淫艺事过甚，故少有文述及他参加科考的事迹，当然他也未得到过职衔。应当说，金农是想得其一官半职的，然而这种心愿从未实现过。《冬心先生随笔》中，有“雍正十三年，天子开鸿博之科，明府荐于节钺大夫，因赴京师，旋返杭州。”对此说法，后来的学者认为是金农把这次荐举给辞了，其中意味所欲打造的是金农纯艺术的性格。萧燕翼在《襟怀高旷，出人意表》一文中，考释出这次机会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实施。笔者以为萧文此段有警人之用，故引之。

　　金农所言：“‘明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研究者一般皆认为是指归安县令裘鲁青，荐举金农给浙江学政帅念祖。而金农在被检举之后，曾上书帅念祖加以推辞。被荐、辞荐与金农所言的”遂到都门“，以及有关记载中的应试、末就等说法，显然有含糊不清之处，于是引起了研究者们的纷议，是辞荐，是应试末第，还是什么别的？可以肯定的是，金农确实在乾隆元年到了京师，而且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冷香清艳图》一作，金农自题中明确说是”乾隆元年，应举至都门“。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在几种有关这次博学鸿词科的文献记载中，包括落第的人名记录，均没有金农其人。综合有关情况，极有可能是，金农的被荐举，尚不具备合法的、完备的资格。据《清高宗实录》记，乾隆皇帝诏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旨廷试。”具体的规定是，凡在京三品以上满汉大臣及在外督抚会同该学政才有资格推荐征士。为此，浙江总督程元章在雍正皇帝下诏后，即已会试全浙之士，选荐18人，其中包括金农的好友杭世骏、厉鹗，但并没有金农。倘金农所言的“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是指浙江学政帅念祖，没有总督程元章的认可，则不符合清廷的规定。那么金农赴京之前，同样也没有得到合法的荐举，而有待京师中某权贵。据当时著名学者全祖望记：“初，浙中学使帅公兰皋（帅念祖），尝以寿门应词科之檄，力辞不就，而骞驴之都下。或问之，则曰：吾将欲观征车中人物果何等耳。数月，囊中金尽始归。”这是一种说法，但极可能的真实情况是，他仍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京师中的故友和结识的权贵人物再为力荐。在《冷香清艳图》中，他提到至京师后，“与徐亮直翰林，过张司寇宅”。徐亮直是与金农有同门之谊的徐葆光，经徐葆光引荐，得识雍、乾名臣张照，因任刑部尚书而被称作张司寇。可惜的是，张照当时正因为坐事而被免职，虽然他极赏识金农的诗文、书法，并曾屏骑访金农于寓居，也不可能去检举金农了。博学鸿词科的殿试，是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二十八日，在紫禁城中保和殿举行，倘金农是应试而未第，能够有机会一瞻禁城中的宏伟殿堂，对于这位诗人来说，不可能没有一字半句的诗文道及。考试刚一结束，他便在十月登上归程，至曲阜孔庙撰有一诗。诗云：“八月飞雪游帝师，栖栖苦面谁相倾。献书懒上公与卿，中朝渐已忘姓名”云云。结合上述，该诗句应确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并没有得到过徐葆光、张照诸人的关照与荐举，颇生人走茶凉的炎凉之叹。以金农所言，上书帅念祖而辞荐，他确实被人荐举过，只不过是不合法度程序，因而不具备合法资格而已。即使如此，这也会被当时的士人，也包括金农，看作是一生中的殊荣。他在自撰的书籍中只是说“遂到都门”“因赴京师”，而在晚年的书画作品上则径直题以“应试至都门”，显然他知道其间的区别。而在他晚年使公然使门人代笔作画，在作品上说些过头话又算得什么呢？“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文，是想向人们说明金农作为一代高士，应当还他以有血有肉的原人，我们不能脱离了他的生存背景，去谈他的艺术和人格。

2004年